6月底，深圳证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书显示，诺安基金前基金经理张堃在2020年5月至2023年10月任职期间利用相关未公开信息，控制使用7个证券账户与其管理的三只基金发生趋同交易，趋同交易金额为768.56万元，获利仅7.52万元。对此，深圳证监局对张堃涉及的两项违规问题，做出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34万元的处罚。
对于诺安基金这家管理规模约2000亿元的机构来说，这种内部人员违规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。记得2022年就有消息曝出，该机构前投资部执行总监邹翔曾利用职务之便，将未公开的信息透露给其弟弟邹凡，最终非法获利高达2355万余元。此外，2024年，诺安基金的前“明星”基金经理蔡嵩松，以及前基金经理曲泉儒两人，还涉嫌行贿受贿坐上了被告席。
违规频繁出现，甚至还涉及行贿受贿，这就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，而是公司必须将合规意识和制度尽快加强，不能再拖。
公司风控体系为何没能及时发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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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堃这起违规事件为例，张堃本人是在2014年5月加入诺安基金的，期间先后担任基金经理助理、基金经理等职务。在职期间，张堃先后管理过诺安基金的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、诺安优势行业混合、诺安精选回报混合等多只产品，直到2023年10月份才离任所有在管产品。来源：中国证监会官网
而三年后，也就是今年6月底，深圳证监局公布关于张堃的罚单，才正式让其利用职务之便的违规操作浮出水面。且罚单当中就明确写道此人违规行为是发生在2020年5月至2023年10月担任三只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间，违规时间跨度应该在1~3年之间。这就不得不让人质疑，这期间诺安基金的风控系统为什么没能及时发现？
即便是张堃使用的是他人证券账户，且绝对不会主动向所任职的基金公司申报，但张堃在管的基金产品出现多账户异常交易，难道风控体系就真的没有可能发现吗？这件事，或许也直接说明了诺安基金对内部投研人员账户的穿透核查，以及基金交易行为监控和相关信息管控确实存在短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堃进行趋同交易的交易额达768.5万元，但仅获利7.52万元。最终呢，违法所得被没收，还被监管罚款34万元，这违法成本和收益根本就不成比例，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违规案件上涉及前投资部执行总监，下涉及投研骨干
如果只有张堃这起违规事件，那什么都好说，可以理解为内部人员个人的道德问题。可是，涉及诺安基金内部人员的违规事件并不是个例，而且还包括核心人员出现违规违法。
文章开篇我们就已经提到，诺安基金前投资部执行总监
邹翔，2010年3月至2015年1月在公司任职期间，就利用职务的便利，将一些未公开的信息透露给他的弟弟邹凡。随后利用2个证券账户发生趋同交易，在沪深两市趋同交易额高达4.17亿元，最终获利2355万余元。更重要的是邹翔接下来的操作。他在被立案侦查后，为了谋取撤案或从轻处理，竟然选择向办案警务人员和具有影响力的退休人员等2人行贿430万元。可最终呢，他还是逃不过法网，被法院以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、行贿罪、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等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1年，并处罚金1445万元。
然后是2024年，曾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的诺安基金前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，以及前基金经理曲泉儒，又因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审。加上今年6月底的张堃违规案件，诺安基金在短短几年之内，就被曝出多名投研人员在任职期间触碰法律和监管红线。
一时间，外界对诺安基金的投研文化和内部人员的管理、道德等，已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。毕竟，这几起案件涉及的人员上到前投资部执行总监和明星基金经理，下到前中生代基金经理和投研骨干等核心层级。
拨开明星基金经理光环，诺安仍然能打
明星基金经理，往往能够给机构带来更大的管理规模和品牌影响力。而诺安基金，就是一家擅长打造具有鲜明风格标签基金经理的机构之一。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蔡嵩松，2019年2月，他接手已经连续3年亏损的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后，采取大胆重仓半导体板块，当年就取得了95.44%的收益，次年又斩获39.10%的回报。可以说，接管诺安成长混合基金这一战，直接打出了蔡嵩松“明星基金经理”的名头。
但是对于机构而言，依赖明星基金经理，难道就没有弊端吗？
那肯定是有的。一旦产生那种明星效应，那公司上下就有可能形成“业绩至上”的氛围，再加上明星基金经理往往拥有较大的投资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，这就很容易让其将合规视作发展的束缚，忘记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。另外，明星基金经理一旦离职，对公司也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。因为很多投资者就是奔着这位明星基金经理的名头而来，一旦他离任，往往会引发大规模赎回等连锁反应。
实际上，如果拨开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，以及公司内部合规风控体系和文化尚有缺口外，诺安基金这家公募本身的能力还是挺能打的。到今年6月，诺安基金管理规模已达2000亿元，排名42/212，旗下拥有基金135只、基金经理31位。不管从规模还是公司的产品设计、渠道布局，诺安基金仍是一家成熟的中型公募机构。
监管趋严、行业竞争升级，公募机构必须建立防线
从去年有33家公募基金公司被监管采取措施，到近期涉及诺安基金前基金经理的“老鼠仓”案件被监管处罚，这就说明了监管对行业内控合规的要求从未放松过，而且是越来越严格。
最近的张堃违规事件，也算是给到诺安基金的一记新的警钟，前核心人员在公司任职期间频繁违规操作，这就是在要求公司是时候要加快、加深合规体系和文化的建设了。靠事发后道歉、整改或者无责声明，这不是什么面对监管合规的好策略，而是需要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真正建立一条有效的制度约束。
比如，技术端可以引入更先进的数据分析和异常交易识别模型，真正构建“全覆盖、智能化、穿透式”的风控体系。而在制度端，就必须将基金经理及关联人的证券投资纳入持续监控，堵住申报“走过场”的漏洞，避免基金经理利用他人账户做趋同交易。
其实，消费财眼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端和战略端。现在更需要打破的是部分人认为“业绩至上”的认知，要让合规真正成为全员共识，从思想源头消除内部人员触碰监管红线的想法。当然，加速“去明星化”并向“平台型投研”转型这点也很重要，现在确实已经有很多公募正往这个方向在做了。
公募机构必须要认识到，在行业从规模竞赛走向质量竞争的阶段，打造一条从技术、制度到文化、战略的立体防线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毕竟，如果守不住投研内控的底线，一旦出现什么重大失误，届时可能付出的代价恐怕难以估量。
